陈俊妮 陈俊峰 同情疲劳：一个从职业领域到网络舆论领域的关键概念

  同情疲劳的概念始于医护职业领域，美国心理学家查尔斯·费格利（Charles Figley）将之界定为医护人员中的一种继发性创伤压力失调，一种因为长期暴露在同情压力之下产生的生理上、心理上和情感上的筋疲力尽和无能状态。随后，这个概念迅速拓展到医护之外的其他职业领域，西方传统媒体行业在20世纪90年代末也开始关注记者同情疲劳。在大众媒介作为公众获取社会问题信息的主要渠道的时代，媒体如何报道直接影响公众的感知和情感方向，公众在社会问题关注上的麻木状态与媒体的相关性推动同情疲劳研究逐渐从职业领域延伸到受众领域，并随着社会化媒体和生产型消费者的出现进一步拓展到网络舆论领域。至此，在短短几十年里，同情疲劳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学界中成为一个横跨职业领域与网络舆论领域的关键概念。

  但相较于国外对同情和同情疲劳的关注，同情研究在我国舆论研究领域还处在零星状态，同情疲劳研究更没有正真获得相应的学术关注。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公共领域的基石是由理性调节的、被契约与法律约束的关系，包括同情在内的情感只能退居到私人领域之中，类似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孝义行为激发公众同情的大规模持续公开表达并不多见。互联网尤其是社会化媒体的出现，让这种大规模持续公开表达成为一种常态，但与此同时，社会热点事件的密集涌现、新闻周期的加速、同质新闻、烂尾新闻及情感的高强度刺激等，都迫使公众理解和关注他人感受与遭遇的注意力和意愿被分散，产生同情疲劳，失去进行道德反思的能力，甚至催生群体冷漠、群体极化、舆论失焦等诸多问题。探索网络舆论空间针对社会热点事件的同情疲劳生成机理，分析同情疲劳的伦理风险，寻找涵养公众同情的路径，让同情成为舆论空间的“可再生资源”，对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和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生态至关重要。

  作为与同情伴生的同情疲劳，按照美国历史学家塞缪尔·摩恩（Samuel Moyn）的说法，它与同情一样古老。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从现象上来说我们至少也可以将对同情疲劳的关注追溯到18世纪，因为情感主义学派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出现，休谟（David Hume）、斯密（Adam Smith）和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等人的学说表明18世纪不仅是理性的时代，也是同情的时代。然而，当同情成为政治和道德共同体的纽带时，同情疲劳的担忧已经更早出现。

  17世纪，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巴特勒（Butler）等情感主义先驱们就有对同情疲劳的担忧，只不过他们并没有直接论述同情疲劳，而是将这种模糊的担忧隐藏在关于同情的研究结论中。他们提到同情有两种可能结果，一种是“情感增长太过而超出其恰当比例”的冲动和激情状态，认为这会让“怜悯和同情有时太过强烈，反过来危害到自身的目的”；另一种则刚好相反，“过度的怜悯让人无力施以援手”。这两种结果都是因同情超过了个人的承受程度而产生的，并且超过承担接受的能力正是疲劳的开始，因此他们在同情既泛滥又脆弱的矛盾层面对同情疲劳进行了论述。不仅如此，他们还提出对抗过度同情的解决思路，即用愤怒来平衡怜悯的弱点，以憎恶之情来维持感情间的自然平衡。虽然没有具体提到憎恶和愤怒的行为表现，但他们都以为这两种情感对感知正义感具有极强的作用，正义感的获得反过来会获得同情满足，进而抵消同情的无力感。17世纪先驱们的提醒对今天的网络舆论场依然具有现实的意义：为避免过度同情而产生的愤怒与憎恶是一把双刃剑，它们虽然可能消解同情的无力感，但也可能将同情的行动导向一种混乱局面，产生同情的暴力。因为同情而转向愤怒与憎恨的案例在今天屡见不鲜，带来严重的社会危机，尤其是在类似德阳女医生事件、刘学州事件这样的反转事件中对涉事双方不断变换的同情与愤怒立场。

  18世纪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在其逻辑中都共同延续了同情既充满激情又脆弱的观点。仔细检视他们的观点显而易见，虽然没有明白准确地提出同情疲劳的概念，但是“因同情而产生的心灵倦怠无力”等表述实际上贴近了今天对同情疲劳的界定，不同之处在于理性主义者是以此作为剥夺同情的道德立法合理性的论据之一，而情感主义者则是以此来强化道德反思的必要性。

  理性主义者的代表之一康德(Kant)强调责任和义务、反对同情，他认为冲动和激情这两种感情压过意志的情况表明同情作为道德动机是不可靠的，这种“让人融化的、柔软的感情”“会让心灵倦怠无力，而不是使之强壮有力……义务的严苛认真，才更适应于让人类的不完善发展和进步”。冲动和激情具有着强烈的不稳定的特征，与出于责任的道德行为相悖，心灵的倦怠无力正是同情在最初的冲突和激情过去之后的疲劳表现。主张权力意志的尼采(Nietzsche)直接将同情称作“情感的混淆”和“虚伪的奴隶道德”，基于同情的行为“根本不会让人感到快慰，也于他人无益”，如果同情只能让被同情的弱者更加羸弱，同情者就会对给予他人同情的选择失去信心，陷入疲劳的状态中。

  情感主义哲学家们将伦理植根于敏感和同情，同时担忧将情感投入到他人的苦难会导致伦理感的麻木。比如，休谟推崇经过修正的情感，因为“被这样的情感（即修正的情感）掌管的心灵，拥有反思性的平衡，因为它能够认可自身，与自身和谐共处。我们应该依据修正过的道德情感来调整自身的行为和判断，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达到这个反思性的平衡”。这与沙夫茨伯里和巴特勒“以愤怒和憎恨来化解同情疲劳”的解决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即使是20世纪反情感主义，其实也同样隐藏着对同情疲劳的隐约表述。德国学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革命者无需同情，因为她认为同情是反政治的，这种纯粹被动的情感虽然也有激情的一面，但它的内在性会将所有同情的问题拉回内心，结果是“使得人无法行动”，进而造就一大批最胆怯的人。虽然她反对的落脚点是在政治而不是康德的道德或尼采的权力，但她的反对逻辑与康德或尼采具有相似之处，都认为同情具有自身的弱点因此无法承担他们所看重的价值诉求。无论是冲动、激情还是无能为力、无法行动，这些都与同情疲劳高度相关，冲动和激情使同情超过阈值进而导致同情疲劳，无能为力和无法行动则是同情疲劳的典型状态。如摩恩总结的，“没有人能够确信关怀的力量却不承认它内在的危险……情感主义者们都清楚情感主义无法统治世界，因此他们总是清楚认识到他们所褒奖的对他人情感关怀是一种不稳定且具有威胁性的力量。

  不同于哲学家的抽象思辨，20世纪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更关注现实世界里的个体和具体问题，由此同情疲劳得以从没有一点“名分”的伦理道德领域进入职业领域，不仅有了正式的概念界定，还成为具有极强现实关怀意义的研究对象。

  20世纪80年代，人们发现感知他人的痛苦会带来创伤感，类似的现象慢慢的出现在美国精神失调诊断和统计册子中，因为医护工作是一种需要有大量情感介入的劳动，所以这样一个职业领域最先成为心理学家关注的范围。1992年，美国心理学家Carla Joinson注意到“一种影响到护理人员的独特的疲劳”，第一次用“同情疲劳”（compassion fatigue，CF）这个概念描述急诊科护士因为突发状况频发、不断目睹患者经历疾病或创伤折磨而表现出的情绪衰竭以致麻木无助的状态。费格利（Charles Fiegley）进一步将同情疲劳界定为长期暴露在同情压力之下的生理上、心理上和情感上的筋疲力尽和无能状态，其症状包括行为变化（变得容易被惊吓、保持客观的能力变弱）、身体变化（筋疲力尽、烦躁、心脏不适）、情感变化（麻木、低落、对目标没兴趣）。

  20世纪90年代始于医护职业领域的同情疲劳研究迅速逐渐拓展到社会工作、心理咨询、高等教育,甚至司法等领域。基于心理学研究范式，各种测量指标与量表得到普遍运用，包括基于临床经验制定的包括23项同情疲劳和17项职业倦怠指标的同情自评量（CFST）、同情疲劳二因素模型、同情疲劳自我量表专业生活品质表（ProQOL）、同情疲劳简短量表（CF-Short Scale）等。大量研究成果随之出现，同情满足作为同情疲劳的解决路径也得到关注。

  但是，在新闻传播领域，同情疲劳的认定却起步较晚。原因之一是，长期以来，记者在情感上遭受的折磨能被认定的只有创伤应激综合症（PTSD），即记者在战场或地震等死亡现场受到强烈刺激后因为极度恐惧和无助，出现麻木、一直活在创伤事件里无法走出来和情绪突然崩溃这些症状，尤其像战地记者的情感创伤。原因之二是，基于医护领域开始的相关研究，心理学家认为同情疲劳一直都与服务行业联系在一起，只有提供帮助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照顾他人的人才会因为投入太多的同情劳动而产生情感衰竭，而媒体并不属于这样的领域，记者只是提供新闻，并不是特别需要提供帮助或照顾读者，因此记者获知并报道别人经历的创伤事件（非亲历事件）而在心理与情感上遭受的折磨，不仅对记者自己来说是不可知的，在学术领域也是被忽略或不被承认的。

  21世纪初，得益于同情疲劳这个概念的引入，记者遭受的这些不可见的精神折磨终于变得可被归纳和可被解释。二手创伤压力（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STS）以及身体、情感和精神上的筋疲力尽（burnout）症状共同成为媒体行业同情疲劳的判定要素：因为长期报道社会问题而处在二手创伤压力之下，在情感上麻木，与周围疏离，失去同情能力和温暖积极的心理健康状态，因自己筋疲力尽的状态，对遭遇创伤的对象不再关切，转而以一种机械的方式相处。

  一旦可以界定媒介职业领域同情疲劳的表现范畴，哪些基于这样一个职业特征的普遍因素能成为预测同情疲劳的指标、记者个体特征与同情疲劳之间有何种关联等涉及相关性的问题就成为高关注度话题。在医护领域形成的自我评估量表（Compassion Fatigue Scale-Short，CFS）、工作环境量表（Work Environment Scale，WES）经过场景修正，成为测量记者同情疲劳的可行手段，专对于这个行业的记者创伤量表（Journalist Trauma Exposure Scale，JTES）也被用来测量记者创伤的频率、范围和强度。这些定量工具带来了更精确的数据统计，也使得工作任务、社会支持、可感知的工作所承受的压力和性别等在其他职业领域的指标被纳入新闻职业领域可预见变量的范畴。

  相同指标在不同职业领域里对同情疲劳影响的测量结果有可能完全不同，即使是在同一领域里，针对不同测量对象，结果也会有很大差异。在针对电视从业人员的测量中，与同情对象接触的频次并不会像在其他职业领域里那样高度相关，但这样的现象可能与电视从业人员不会与固定或同一类的同情对象高频率接触相关，专职调查类和社会民生类新闻的记者是否会打破这样的现象尚未知。在其他职业领域年龄、工作年限被认为是一个更具有预测意义的个人变量，在电视从业人员对象里性别的相关性却更高，女性表现出更容易同情疲劳。相较于PTSD，同情疲劳大多数时候并不具有典型症状，甚至是内隐的，所以作为一种职业病，它更容易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倦怠。同时，记者是否会对自己的倦怠有所意识或者是否会基于对职业的认同和对自我尊严的顾虑，而隐瞒自己真实心理健康状态？性别变量中，女性对情感的更高敏感度是否是影响到她们对同情疲劳的感知的主要的因素？这些其实是在测量中需要仔细考虑进去的。

  如果说直接创伤是记者因为突然见证他人残酷遭遇而没办法承受时进行的一种不合理的自我惩罚和没有办法排解的自我消化，那么同情疲劳造成的记者自身在身体上和心理上的麻木变化更像是对直接创伤的一种抵消或自我保护，类似一种职业“犬儒主义”；但又不必然是记者主观自我选择的结果，而更可能是在较长时间的苦难报道中形成的一种无意识的自我钝化，并且这种钝化会融入记者的日常工作中，并以一种波澜不惊的方式延续它。不同于遭遇直接创伤的记者可能面临一种情感和常规行动上的突然的无以为继，接受自己的同情疲劳状态的记者依然能够实现工作，甚至有可能更高效，因没有了情感的干扰。编辑和记者不再报道那些他们都以为读者不感兴趣的东西，转而优先报道那些与本国政治、文化或商业联系更明显的故事，简单的、程式化的报道会更吃香。同情疲劳让媒体也不再着眼于“应该”让公众知道的信息，而倾向于报道情感更激烈的故事，并且一定会在公众兴趣衰减之前就迅速转移到下一个故事。这使得记者的同情疲劳不仅会影响到记者自我，更通过新闻生产直接影响到新闻作品的消费者，成为造成大众同情疲劳的诸多因素之一。“造成社会危机的不是社会压力，而是社会问题的社会化，这是由文化逻辑和媒介呈现共同催发的一个结果。”因此无论是从记者身心角度还是舆论生态角度，媒介职业领域的同情疲劳都是亟待关注的一个话题。

  （三）作为信息消费者的大众同情疲劳：从传统媒介的“脱敏”到互联网空间的“麻木”

  虽然在大众传播领域里关于新闻从业人员同情疲劳的关注要晚于其他，对受众在新闻接收过程中产生的同情疲劳的关注却处于领头羊。1948年，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和默顿（Robert King Merton)提出关于大众媒介的麻醉性功能障碍(narcotizing dysfunction)与脱敏表述理论，这可以被看作是同情疲劳研究在职业领域外的萌芽，尽管他们没明确使用同情疲劳这个概念，但脱敏带来的冷漠和消极都是同情疲劳的表征。他们都以为大众媒体的海量报道只是引起大众对社会问题的表面关注，而表面关注掩盖了大众冷漠，大众与这种社会行动之间的理性远程联系没有被激活，有组织的社会行动的时间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因此，大众传播成为最受尊敬和有效的社会麻醉剂，反而在不经意间将人们热情参加的能量推向消极，使人们变得更冷漠，形成一种对社会问题的类似脱敏状态。沿着早期麻醉性功能障碍与脱敏概念，基于媒介影响的逻辑，20世纪9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对同情疲劳的研究重在论证媒体社会问题报道与大众同情疲劳之间的相关性，回答哪些社会问题、何种呈现方式更可能会引起同情疲劳，即在社会问题、新闻媒体报道、同情疲劳三者之间寻找关联，研究表明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会引起同一水平的同情疲劳，社会问题与同情疲劳之间的相关性会有很大差异。如何理解社会问题本身是一个媒体之外的问题，像艾滋病和无家可归这样倾向于被归责于自身的社会问题更容易导致同情疲劳。同时，同情疲劳被证实为由情境变量而不是人格特质所导致，因此它与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环境、社会风气相关，也与民众心理、价值观相关。遥远国家的社会问题因为地理上的距离带来的自身利益的不相关，也易产生同情疲劳。相较于社会问题本身，媒体呈现方式被认为直接影响到同情疲劳。在Morton Hunt（1990）对社会问题与缺乏同情进行的描述性分析基础上，James Grunig建立起新闻价值实践与同情疲劳的相关性，认为强调耸人听闻、追逐坏消息、缺乏社会问题语境、只展示问题却无解决路径等“坏消息综合症”导致大众产生无力感。程式化、煽情也被认为是导致同情疲劳的媒体表现。因为媒体以何种方式报道由媒介价值体系来决定，所以同情疲劳由此与报道框架、价值判断紧密联系在一起。

  脱敏中包含着的不反应之意其实可以被直接理解为麻木状态，社会问题的泛滥报道所导致的“脱敏”带来的麻木表现在互联网时代更为显著。互联网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海量信息，同时相较于传统媒体，社会化媒体发布与更新“坏信息”、事件反转的速度都大大加快，要关注的事件与同情对象都变得更层出不穷，但大众的信息关注力与思辨力相较于传统社会并没有正真获得提升，信息接收越多，就会变得越麻木、越沉迷，由此产生的信息疲劳使他们难以或者来不及对陷入不幸的对象有情感的投入，逐渐演变为一种习得性无助，进而因为无能为力而停止关注。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认为脱敏就是源自社会问题的海量报道，从脱敏到现在惯用的麻木，都是对接收“坏消息”数量与同情疲劳正相关的表述，后来的大量研究其实都证实了这一点在网络媒介下的成立。当受众面对海量的负面事件报道时会产生疲劳麻木，由于信息疲劳与同情疲劳呈现出高度相关，也有学者干脆认为是信息时代麻痹了我们的感知。从研究方法上，情感挖掘、网络分析和文化组学（culturomics）工具被运用到媒体影响研究后，长达几十年间的所有报道文本可当作整体样本被纳入分析对象，通过一系列分析新闻报道的调性（tonality）来预测人们的行为。比如，计算机科学家Kalev Leetaru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故事基调明显倾向于越来越消极，包括威胁、苦难和矛盾等。在大众的麻木与重获感知之间就是同情疲劳的发生空间，是媒体运用消极的报道让这样的一个过程螺旋上升，直到将人类的情感推向极限。这种情形在记者从“挣工分”变成了“挣流量”的社会化媒体时代更加凸显。

  随着该领域社会影响的增长，一些原本关注护士职业的同情疲劳的心理学家,比如Margaret Heffernan,也开始转向新闻传播领域的同情疲劳研究。

  尽管有神经学和心理学对大众接收信息的解释，所有这些研究的视角都还是停留在大众作为海量信息接受者的单一角色框架之下，新闻媒体报道与大众情感的影响研究延续的也还是传统媒介效果研究的逻辑。无论是相关性证实还是同情疲劳的显著预测指标与影响探究，大众始终被定位在被动接收者上，个体差异虽然也是一个重要变量，但只是在接收程度与范围的层面产生意义。这样的逻辑在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时代可能与媒介环境高度契合，但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依然将大众排除在责任与解决路径之外，既忽略了大众是同情疲劳产生的参与者和同情疲劳的承受者，也是对大众参与重建同情可能的一种不信任，直到社会化媒体的出现将这种传统研究思路的问题推到台前。

  得益于神经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很多新闻接受行为逐渐有了更科学的解释。大众更渴望爆炸性新闻来锚定自己的关注，这与加州大学研究者在赌徒头脑扫描中发现的对信息的期待高度相似。这些行为刺激使大脑分泌更多多巴胺，大脑杏仁核也会让我们更关注坏新闻，因此媒体会不断抓住爆炸性新闻并将普通新闻重新包装使其看起来有爆炸性。心理研究发现，人们声称更喜欢积极报道，但实际上更倾向于选择消极内容报道，对这些报道产生的感知甚至超过了他们在真实的生活中的直接体验。尽管很多爆炸性事件或坏新闻中包含了值得同情的对象，但大众对这一些信息的关注并不天然包含或持续包含同情情感。2008年，心理学家西蒙（Simon Baron-Cohen）揭示了大脑的“同情回环”（empathy circuit），发现同情疲劳会导致对受害者的谴责反应。这在社会化媒体时代显得很突出。我们几乎能在相当多的热搜事件中发现这种对完美受害者的苛求和对非完美受害者的苛责之声，尤其是在当事人长期寻求网络支持或者反转事件中表现更为突出，前者比如对江歌母亲持续发声和带货行为的声讨，后者比如刘学州事件。从表面看起来，这些苛责毫无疑问是一种对信息的关注和回应，但它同时也揭示了保持关注并不代表不会冷漠，更不意味着不会从一开始的同情走向暴力。

  从受众到用户，不管是作为信息的发布者还是跟帖发声者，都具备了通过提供信息去影响其他人的条件，这使得以前由记者来承担的新闻品质与准确性的把关责任现在分摊到所有通过社会化媒体首发和转发信息的主体上，因此互联网用户作为生产型花了钱的人创造和分享可信的内容负有责任。但社会化媒体平台显然还没能针对如此庞大的一个用户群形成足够的责任约束机制，尽管他们产生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社会化媒体不仅作为一种时代背景凸显了在记者与信息消费者之间共存的同情疲劳，更是作为一个平台“生产”了一种混合角色，由此同情疲劳研究开始关注生产型消费者，视角转向用户生产行为与同情疲劳之间的关系。

  通常人们会认为暴力的行为总是与邪恶的人联系在一起，但西蒙认为人们会因为同情而做出残忍的事情。他认为共情是一种感知他们所想并对他们的所想做出恰当行为的能力，因此包含了感知和行动，认知部分即知道他人要说明帮助，行动即提供帮助，缺一不可（从这个层面，他所理解的共情包含了我们所说的同情）。他提出“零度共情”（zero degrees of empathy）这个描述共情机制失灵的概念，“你没有对自己行为的控制，可以随意做任何想做的，或者表达想表达的，完全不考虑自己的行为或话语对别人的影响”。虽然这个概念是他早在2011年就已经提出来的，而且零度共情也有正负极之分，但是它很好地诠释了网络舆论空间以伸张正义为旗号或初衷的暴力行为。本文把它称作同情的暴力，因为我们熟知的人肉搜索、群体极化包括对受害者的谴责都可以追溯到同情的源头。同情疲劳的行为极限并不是冷漠和麻木，而是演化为站在起初同情的苦难对象的对立面。

  相关实证研究在西方新闻领域尚未得到关注，反而是我国早期关于网络人肉搜索的研究及近年的反转新闻研究涉及同情暴力。但西方早期涉及同情产生机制的研究可拿来解释为什么同情者会走向同情的反面，比如克拉克（Candack Clark）提出的同情积分（sympathy credits），用类似经济学的概念去解释同情情感是有额度的，因此人们会对那些透支或试图透支他们同情的人产生消极情感。由此被认为要求太多、太长的同情却没有给出相应的回报，或者被认为制造了虚假信息来骗取同情的人都可能会招致谴责进而可能演变为暴力。

  无论是对于记者还是作为信息消费者与生产者角色的大众，从心理物理学角度来说，同情疲劳在某一些程度上都带有自我保护机制的作用。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悖论，但它确实让深陷于其中的记者和大众不再加剧自己的情感透支状态。同情是一种特殊的情感，因为它具有消耗性质，当面对需要帮助的人数增加的时候，一旦人们预判这种状况将超过自己的承受，就倾向于采取情感调节策略，“同情坍塌”（collapse of compassion）就会出现，甚至做出更富有攻击性的行为。我们大家可以从同情疲劳存在的影响去理解同情疲劳何以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同情疲劳使个体失去了移情能力，从而对另一个个体的苦难无动于衷。克拉克认为，“所有的同情体验和行为都始于移情加工”。作为对他人情感体验的想象性重构，移情包含了认知、生理和情感三个水平，有对他人困难的再认识、对他人抑郁反应的体验，以及对他人困境真实的情感反应。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当人们被事件信息感染而做出思考、感受或行动时，本该有的是“承认”（acknowledgement），应该从心理和道德层面对获知的情况有恰当的反应，知道哪个问题是需要他们的关注，会因此不安、愤怒、表达共情或同情；还可以有所行动，知道该去干预、帮助并且尽心尽力，但因为疲劳和自保失去了对事件的自我感知后，一种普遍的反应会是去屏蔽、压制关于事件的相关信息，它的可能结果即科恩谈到的“否认”（denial）：表现得好像他们不知道，其实是知道的。这种否认也是莫勒（Moller）看到的,她用“回避同情”（compassion escape）来描述这种什么也不做的“旁观者”（bystander）状态。假装没发生只是否认层级中的一级，从对事件本身的直接否认（“它不存在”），到对苦难承受对象个体名誉的否认（“偏见、易被控制、易上当”），再到对无法直接否认的事件的重新界定（“虽然事件是发生了，但不存在痛苦折磨”），直到干脆为它进行正当辩护（“不管怎么样，它还是事出有因的”），每个层级的否认都能轻松实现同情的回避。

  网络的媒介特征让情感具有高度传染性，同情如此，同情疲劳更是如此。因为相较于网络大众在同情感染中需要投入的情感劳动，同情疲劳的情绪是一种让人往下走，不需要任何心力投入的状态，它的门槛更低，几无下限，也更迎合人的自我及自保心理。一旦同情疲劳的苗头出现在网络舆论场，类似江歌事件尚未了结时质疑江歌母亲“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还揪着不放干什么”、无数新闻反转事件中反复出现的“曝光”主题、俄乌战争还在继续但人们早已忘记还有这场战争和伤亡的人……几乎以看不见的速度弥散到整个舆论场，就像格林兄弟笔下的花衣魔笛手来到了汉姆林村，他吹起了让人无力的笛声，被感召的人会毫无反抗地闻声随行。今天的舆论场如果是汉姆林村，同情回避就像是某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笛声，它迅速占领为事件或问题定性的阵地，并成功转移舆论场的舆论焦点。它“洗白”了旁观者，但也使遭遇苦难的边缘群体更加被边缘化。

  同情疲劳不仅使个体之间失去了彼此的关切，从更大范围的无数个体集合的社会生活层面来说，它还使人们失去了对公共生活的信心与向往。

  同情疲劳的出现及其在舆论场的大规模蔓延是公共生活情感的风向标。同情疲劳通常发生在对短期内尚未结束的社会事件，或是一个经年累月尚未得到解决的社会问题，抑或若干同类事件的集合的关注中。它的底层逻辑既包含了认为事情没有办法解决带来的深刻的悲观主义，又包含了从此不再关注类似事件，甚至累及到其他公共事件的虚无主义，它们几乎构成了公共生活里同情疲劳-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必然”链条。

  同情疲劳让人失去感知社会整体情感和状态的能力，陷入一种麻木状态，没什么是有价值的，值得追求的，它消弭了社会愤怒，分化了原本值得、应该和必须被关切的社会问题，即使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在整个舆论场也显得微不足道。在这种价值紊乱失序的状态下，好像做什么与不做什么结果没有区别。这特别像是进入了尼采定义的虚无主义状况：“如果一切皆被允许，那么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无所谓，也没什么事情值得做。”一旦虚无主义真的是我们今天呼吸的空气的一部分，同情疲劳就不会再是只属于个体的心理现象。托克维尔（Tocqueville）曾经期许的状态是“人与人之间不应该是孤立的荒岛，而应该是一个城邦共同体”，今天的网络为咱们提供了一个打破荒岛建立共同体的平台，它能构建的远超城邦共同体，但它又是一个复杂的平台，各种情感争夺的“地盘”，所以它又极易被负面情感所占据。当舆论场陷入同情疲劳，人们放弃或者被剥夺能够维系公共生活的最基础情感——“同情”，精神和思想就缺失了信仰，没有了政治激情，不再真正关心社会问题，也不再有意愿参与公共生活，或至多只是虚假地参与公共生活，所剩下的可能真的就只是一点点对个人舒适生活的向往，这种狭隘的个人主义和自保心态让人们重新退缩到自我的荒岛，陷入彼此之间被分隔的状态。

  “公共领域的行动者和主角应该是人，公共领域的主人也应该是充满激情的公民，正是这些公共领域才赋予了公民本身应该有的权利。”我们要让充满激情的公民回到舆论场，就需要帮他们对抗同情疲劳，让“所有公民共享的热情、人们彼此间所有的需要、所有必要性的理解以及所有一起行动的机会”，重新再回到舆论场，重新建构公共生活。

  同情疲劳不单单是一种麻木的消极情感，它派生出的狂暴的集体行动会带来同情坍塌，间接导致社会问题的危机化。

  埃利亚斯用“利益暧昧性”（ambivalence of interests）来描述当社会功能与利益变得更加复杂而矛盾时，现代社会型构的系统性特征，显然我国网络舆论场相比“利益暧昧性”要更复杂，“在网络化、信息化、虚拟化的条件下，大众的想象和激情有了更多释放的途径，与风俗习惯、私人利益、公共福祉及其他社会条件与要素发生了更复杂的关联”。今天的网络舆论场的生产型消费者不仅会“观摩”社会问题，还会直接下场参与社会问题，影响问题的走向或解决路径。当同情疲劳以“同情的暴力”形式出现时，舆论场看起来从凋敝进入突然的繁华喧闹当中，但同情共感的机制消失了，“我们”不再，原来在同一立场的对象也跟着消失了，最初的共情经过厌倦与焦虑转化成社会怨愤，对社会群体的忠诚也就可能瓦解。如果按照刘小枫说的，“现代性问题能简括为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失序，人心秩序的失序是社会秩序失序的根源”，同情的坍塌就是人心秩序失序的根源，这又进一步导致社会问题不仅变得更凸显，而且变得更加尖锐。

  关于社会问题如何社会化这样的一个问题，2019年美国社会学家Jeffery Alexander给出了他的答案：“当特定领域的问题溢出了他们原本的领域，开始威胁到社会较大范围的时候，社会问题开始危机化。这种对更大范围的危险的感知和由此带来的反应，包括公民领域的话语和资源开始发挥作用，即社会化。而往往只有在这些特定领域问题社会化后，常规的问题才会得到认真审视，以往总是被捧着的组织才会得到批评，不法行为才会受到惩治，体制改革也才会推进。”同情疲劳在社会问题-社会反应-社会危机连锁反应中的作用结果就是让更有煽动性的话语占据公共领域，因为在麻木的状态下，对于应该同情的对象的真正诉求和困境的共情早已变得不重要，能够唤醒麻木或吸引关注的只能是更为刺激狂热的表达和行为，越具有破坏性的力量越有力量，这正是Jeffery提到的反应之一。

  对抗同情疲劳是为了重建同情，让它成为舆论空间的一种可再生资源。在职业领域里已有针对类似护士或者社会工作者这些饱受同情之困的主体的解决方案，实践经验甚至很成熟，但新闻职业领域是一个极其特殊的领域，直接挪用这些方案与经验的适用性并不大，所以仍需探索。常规解决思路更多是求助于传统的新闻伦理，找到伦理要求中那些适用于保有同情可能的规范条款。例如，Moeller提出的解决方案包括不能希求更生动的图像会带来更好的效果、不要重复血淋淋图像、报道施暴的同时也强调无辜者的反抗、不要将他国故事本国化、不要建构英雄-受害者框架来简化复杂问题和程式化、报道有需要我们来关注的足够理由等。

  随着心理学、神经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的理论被引入到同情疲劳的生成机理研究中，出现了对抗同情疲劳的报道策略，比如呼应单数效应(singularity effect)行为研究的故事人格化、基于社会认知理论选择对抗逆境的成功案例、少用数据、提供行动动员信息等。但尽管有来自跨学科理论的加持，它们也同时面临适用的条件和被推翻的可能。

  现有的这些研究抓住了关系同情的两个主要的因素：实现共情和同情满足，这很重要，但从研究范式上来说存在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没有将同情困境放在具体的场景中，即同情疲劳研究失去了语境支撑。同情的缺乏不仅是生理因素导致，也是社会因素和外因作用的结果。尽管在社会学领域里米尔斯（John Joseph Mearsheimer）、舍勒（Max Scheler）等开启了关于特殊时期整体社会以及特定群体比如种族契约、平民的情感氛围（emotional climates）的研究，并由此成为情感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焦点，但显然这一维度并没有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同情及疲劳研究中得到很好的延续。

  二是没有将同情疲劳视作一种结构性疲劳。同情是一种具有生物性特征的自发情感，但它也具有社会性的本质，它不仅是一种社会心理能力，也是一种包含了认知与想象、观念与联想的行为，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它是被建构的。关于共情这一作为同情产生基础的研究，也没能从结构入手，而更多是将它作为一种默认的存在，但如舍勒说的，“同情（empathy，即指共情）的‘扩张’与同情之质量上的提高和精神化，总是同时意味着共契的群体单元的重新凝聚和重新解体。即便社会本身的变化不定的社会哲学理论的部分真理也必须从前已发生的同情结构的变化中去认识”。

  我国同情疲劳的主要研究领域仍集中在医护职业领域，包括工作家庭冲突、主观幸福感关系、医患关系等。其中医患关系是进行同情疲劳研究的一个重要社会情境，相关成果也最多，并且在西方同情疲劳研究基础上建构了我国医护人员同情疲劳测量工具。这些医护职业领域的同情疲劳研究普遍采用规范量表，这不仅为我们研究新闻职业领域的同情疲劳提供了方法上的参考，同时也提供了基于职业共性的探究路径。

  在舆论研究领域，基于社会化媒体时代频现的社会热点事件、后真相、情感极化等网络现象与强烈的网络舆论情绪表达，情感和情绪成为舆论研究越来越受关注的对象，情绪对传播的影响研究、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情绪与偏见、情感与公共领域、倡导实践的理论路径、突发事件中的情感动员等研究呼应了舆论中的诸多现实问题。在情感社会学基础上，作为情感之一的公众同情开始被关注，大多分布在在分析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网络社会公众同情形成过程中的媒介作用机理等。同情的重要性从情绪与情感传播研究中凸显，在理性-非理性的二元框架下，公众同情被认为是社会情感能量的过度释放与肯定同情的社会批判作用并存。袁光锋亦肯定同情价值，认为同情作为一种情感实践是媒体与公众进行公共实践的方式。

  但夹在我国舆论学视角下的同情疲劳研究尚处在研究的边缘，仅仅作为同情研究的一个“捎带角色”而被提及。因此迄今为止，同情疲劳尚未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跨学科视角与科学研究方法不足。

  在公众情感失范表征日益凸显的社会化媒体时代，舆论场的同情疲劳作为典型的情感失范慢慢的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由此，理解同情疲劳产生的社会结构性问题、认识同情疲劳引发的伦理风险以及寻找修复公众同情的现实路径，以提升培育积极共同情感，重新搭建社会与心理的桥梁，增强舆论引导和规范舆论空间的能力，从而建构网络社会共同体，就成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和开放延展特征的话题。

  第一，厘清我们当下的同情文化结构。文化规则是理解同情的关键。克拉克用“感受文化”来表述信念、机制、规则、逻辑等人们内隐习得的文化成分，这个界定和引导同情心理加工的过程会受到具体时空的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从横向来说，我国的感受文化会与其他几个国家的构成显著差异；从纵向来说，我们当下的文化规则对同情情感范围的形塑也会完全不同于以往，这些都构成舍勒所说的“同情结构”的巨大变化。每一个个体都是在这个巨大变化的同情结构之下，成为“传感”网络上的一个节点：“在一切群体兴奋的状态之中，包括所谓‘公众’舆论的形成过程，尤其如此。相互影响的传感之相互性造成了情感总体运动的膨胀和下述特殊情形：行动者‘群体’轻易地超越所有个体的意向，做着没有一点人‘愿意’和‘对之负责’的事情。实际上，正是传感过程本身从自身产生了超越一切个体意向的目的。尽管传感过程是‘不由自主的’，也是‘无意识的’，因为我们由此而陷入这种状态，却又不知道这是由此而发生的，但过程本身却又可能有利于自觉意愿的形成。”

  第二，探寻同情疲劳发展的独特社会结构。在社会转型、阶层与结构分化、消费社会、后真相时代交织成一个巨大的时代背景之下，网络舆论场中围绕具体的社会事件凝聚成的最初的同情是如何在作为同情表达主体的社会阶层之间弥散开来成为一种同享的情感体验的？有哪些自我与阶层利益交织着构成社会支持网络？成伯清提到“对情感的影响而言，产业化、市场化、城市、信息化等方面尤为需要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些方面是否或哪几个方面尤其左右了同情表达，助推了同情疲劳的产生？舆论空间里的同情表达成为一种具有价值的情感劳动后，是否面临着被生产和操控的可能？这些都需要明晰我们的社会结构怎么样影响同情情感的加工过程。

  第三，明确情感生产的技术结构变化。从传统社会到网络社会，传播技术不仅影响了社会结构，也深刻影响了情感的形塑过程。传播技术具有普遍性，但利用传播技术怎么样做信息分享与建构怎样的社交关系却有典型的地域特征，就像同样是社会化媒体，微信或抖音之于我们与脸书或油管之于其他几个国家民众也有很大差异。我们要讨论中国网络舆论场的同情疲劳，就必然需要观照这个场域的技术构成与传播特点。具体来说，从平台与技术层面去看政治素养（包括社会特征、政治背景等）、媒介使用（包括意见领袖、报道媒体、归因策略、媒介竞争、同情消费等）、公众参与（包括政治实践、自我同情、情感结构、情感实践等）怎么样影响同情疲劳在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的生成。

  总之，以中国为目的，不仅是因我们有不同于西方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技术应用，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我们的同情情感氛围是可能迥异于另一个国家的，更重要的还是因我们有自己的同情疲劳表征问题。所以，我们要研究的是“我们的”同情与疲劳，不仅需要重温建设新闻、和平新闻等在我们这个新闻传播领域早已熟知的概念逻辑，更需要求助于神经学、心理学、社会学、护理学，从而以神经、心理与社会三个维度测量和分析疲劳的生成机理，在肯定用户作为舆论场主体的角色基础上，在公众同情与公众、媒体、公权实施的相互影响的关系中从心理、情感、认知、实践四个层面探寻重获公众同情的对策和路径。

  公众情感关乎公共空间的形塑，在网络舆论生发的情感因素中，同情是最重要的一种，是我们解释舆论表达和行为的一个重要维度。弗雷德（Michael Fried）在评价休谟、斯密和赫尔德作品时说，“在这条富含感情的政治之路上，多样化的公民能推动道德情感的反思和修正过程”，并认为“遗忘同情和其他道德情感的在政治理论与实践中的反思性角色将是一个无比可怕的损失”。如果我们肯定同情对于维护互联网舆论场这个公共领域的正义以及舆论生态至关重要，那么同情疲劳作为同情的伴生物，就具有同等重要的研究价值。同情疲劳既是公众同情情感衰减后在身体和心理上的一种应激保护，同时又会反噬公众；公众同情的衰减既是事件呈现者（传统媒体、社会化媒体、爆料者）行为影响的结果，又反过来通过舆论作用影响事件走向和事件呈现者的同情表现；既是社会结构的产物，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结构；既是舆论空间的产物，又反过来影响舆论空间的生态。当然，重建同情也并不是在所有悲剧或受害者身上投注同样的情感，这不现实，而是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让同情疲劳成为恶性循环，让同情成为一种舆论场的情感能量。

  刘涛 张媛媛丨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双创”的数字叙事及其语义修辞机制——以融合新闻叙事实践为例